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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APEC，习近平为什么引用孔子这句话？******

　　(近观中国)曼谷APEC，习近平为什么引用孔子这句话？

　　中新社曼谷11月19日电题：曼谷APEC，习近平为什么引用孔子这句话？

　　中新社记者梁晓辉郭金超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18日，泰国曼谷，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这句中国古语，力倡各方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上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泰国曼谷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勇担责任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这句话出自孔子的《论语·子罕》，大意为：智慧的人不疑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其中的智、仁、勇，是中国儒家推崇的品德，体现三种不同境界。

　　在亚太地区，儒家文化具有广泛影响力。APEC风云际会之时，以此凝聚共识，既是一种外交语言艺术，更是着眼当下国际形势，对亚太所需共识的精准判断，让人印象深刻。

　　的确，亚太需做知者。

　　本次APEC曼谷会议，被视为历史十字路口上的一次会议。面对亚太地区出现的经济增长整体低迷，以及疫情延宕、全球化逆流、安全风险的叠加，亚太合作未来怎么走，考验着地区智慧。

泰国首都曼谷街头2022年APEC会议标识。新华社记者郭磊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我们看到，中方再次呼吁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命运与共。东道国泰国也敦促大家把重点放在建设一个可持续和包容性的世界上。“开放、包容、联通”成为APEC会议上的响亮声音。

　　有评论称，越是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候，潜伏于世人心里的“公道”便会浮上来，推动构筑并加固维护和平与稳定以及公平与正义的堤坝。这正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亚太应做仁者。

　　80亿的地球人口中，亚太地区占了三分之一。仁者爱人，让亚太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是亚太初心。

　　柬埔寨金边、印尼巴厘岛、泰国曼谷，“亚洲时刻”接连举行的三场重要会议，克服分歧、实现团结、寻求发展，主旋律或许各有侧重，落脚点都是实现人的更好发展。

　　中国正致力于以自身发展，推动本地区国家和人民走向更好未来。APEC时间，习近平向世界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下，实现脱贫、达至小康的14亿多中国人，将走向共同富裕，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一中国智慧，同样益于世界。此次，习近平还提出了“共同富裕的亚太”理念，展现出中国一贯的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欢迎各国参与。这无疑将给亚太人民共同过上好日子展示更多可能性和确定性。

　　亚太更要做勇者。

　　当前的亚太，是世界新兴力量上升的发展极，却也被守成大国视为“兵家必争之地”。翻看这几天西方媒体的报道，对“亚洲时刻”颇多着墨，但仍充斥着固执的冷战思维。

　　因而，地区各国更需做勇者，既不被大国的博弈而裹挟，又不被眼前一时的利益而“浮云遮眼”，排除干扰，实现地区独立自主的安全和发展。

　　“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本次APEC曼谷会议上，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共鸣。

　　这也让人想起本月初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所引用的一句话：“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眼下，世界变局风云激荡，亚洲的政治家们亦需要以知者、仁者、勇者的担当，以命运与共的意识，作出有利于地区发展的选择。

　　正如这几天的曼谷街头，APEC会议随处可见的标志——一个以当地手工艺编制竹篮为灵感的符号，当地人称之为“Chalom”。它向前来曼谷的人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

　　亚太的美好未来，亦需齐心共同编织。(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